黄元英 王思怀/文
秦岭是中国南北文化地理分界线，商洛处于秦岭皱褶中，商洛文化尤其是商洛民俗文化，表现出南北过渡、多元并存、秦风楚韵共同呈现的总体特征。但从商洛境内来考察，商洛市六县一区的民俗文化也具有不同偏重和韵味的区域特征。笔者不揣浅陋，提出对商洛民俗文化的区域划分和形态归类，抛砖引玉，就教方家。
一、洛南县和商州区两县（区）的民俗文化具有较为明显的关中民俗文化（秦文化）的色彩
商州区和洛南县地处秦岭脚下，都属于暖温带南缘季风性气候，山上的植被和物种，生产方式及作物品类，都属于北方型。洛南县处于洛河上游，还是陕西南部唯一归属黄河流域的县。这种地理特征决定了商州、洛南两地的生产、生活方式。《洛南县志》记载，商周时期，先民们就在洛河两岸种植黍、稷、麻等适宜北方生长的作物。对于洛南县的饮食习俗，县志作如此概括：“建国前，洛南百姓常年以粗粮、洋芋为主，尚有觅食野菜者……建国后，人民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城乡居民主粮则以小麦为主，秋杂粮次之。此外尚有猪肉、牛肉、羊肉、鲜蛋等，食品结构得到不断改善。早饭多以蒸馍、稀饭或糊汤为主，菜以小菜为主，有时也有炒菜。午饭多吃面条，长、短、宽、窄皆有，有机压、手擀之分，有时包饺子、烙锅盔、炸油饼，油泼、凉拌、蒸、炒各种面条，做法不同，风味各异；晚饭较为随便，多为馍、汤之类。”[1]p613-614商州区的风俗也大致如此，《商州市志》记载：商州“农业以玉米、小麦、洋芋、红薯、大豆等粮食作物为主，结构单一。”p7 “州城以东，丹江河川，主食小麦、玉米，伴以红薯、豆类等杂粮……早饭是糊汤酸菜，冬煮红薯，夏煮洋芋。午饭是糊汤面、糊糊面或杂面。麦收后主食是清水面、浆水面，富裕之家待客多吃臊子面或捞面。晚饭和早饭差不多，酸菜糊汤，若吃馍多是玉米面馍或黑馍。”[2]p39可见，两地盛产小麦、玉米等作物，饮食简单，菜肴少缺，尤其喜吃面食，乡村多是一日两餐，这与韩养民先生《秦汉文化史》对秦汉时期北方人饮食习俗的描述十分吻合[3]。商州、洛南两县区的民众普遍爱吃面条，不用备菜，来上一大碗油泼葱花辣椒干面，口味浓重，面条筋长，大口吸食，香辣过瘾，结实耐饥。同事、朋友聚首，提几瓶烧酒（白酒），不备酒菜，大盅畅饮，甚是豪情，人们称之为“干喝”，与其它县饮酒必有下酒菜而且讲究坐次的习惯大不一样。
商州、洛南两地的民众和关中的民众一样，对秦腔有特殊的爱好和感情，不仅爱听，而且大多数人都能吼上几嗓子。有资料记载，清末民初，商州大荆的石佛爷戏班、东乡的“十大股”戏班都是以上演秦腔剧目为主的有名班社。洛南县群众最爱秦腔，建国前的民间班社主要演唱秦腔剧，成立洛南县剧团后，该团演出的《一台柴油机》等秦腔现代剧参加了陕西省文艺创作调演，受到媒体好评。1995年元月，该县还组织全县群众性的秦腔演唱会，陕西电视台《秦之声》栏目作了专场播放。参加演唱的群众中，既有4岁幼童，又有84岁高龄老人，可见秦腔在洛南县群众基础的深厚和爱好者的广泛。洛南县还选派27名演员，参加陕西省秦腔演唱“吉利杯”大赛，参赛的节目和演员全部获奖。
商州、洛南两县的方言与关中话十分接近。《洛南县志》将洛南方言分为五个方言区：“北部方言区因接近渭南地区，口语偏重。西部方言区靠近商州，口音短而轻快。东部方言区靠近灵宝，口音重而浊。东南方言区因接近卢氏，口音偏重。”[1]p628《商州市志》也认为：“商州方言属西北方言中的关中方言。关中方言有西府话和东府话的区分。西府话的显著特点是‘根’、‘更’不分，都读一类音。而东府话则‘根’、‘更’分明。商州话‘根’、‘更’分明，应属关中东府话。”[2]p721
另外，这两地的建筑包括古代建筑和现代民居，风格雄壮，古朴大方，也有别于以精巧华丽见长的南方特色。
二、丹凤县和山阳县的民俗文化具有南北民俗文化交融共存的过渡特征
丹凤、山阳两县处于典型的“秦头楚尾”的地理位置，这种独特的自然条件，为南北民俗文化的交流融汇奠定了物质基础。在这里，南北文化的交融至今遗迹犹存。
在山阳县境内，有座横亘东西的山岭叫鹘岭，岭北居民多为“本地人”，岭南则多为“下湖人”。这里曾是历史上秦、楚的国界。南宋时，秦桧割让大片土地投畀金国，就是以鹘岭为界。曾于乾隆四十九年任商州知州的诗人邓梦琴，在《鹘岭关怀古》诗中就写道：“龙泉长啸韬霜镡，鹘岭雄关分南北……和议初成两国安，丰阳复割罢登坛”[4]p375。在山阳城东10公里处还有名叫鹃岭的南北走向的山岭，据《山阳县志》记载,岭西丰阳桥，曾立秦楚分界碑,[4]p45。郧岭是现今陕、鄂两省界岭。山阳还有南北物产、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汉江的一级支流金钱河经漫川入湖北。著名的漫川镇（古为漫川关）又被称为“小汉口”，古代水旱码头的历史遗迹至今仍存。在陇海铁路通车之前，这里是陕南水路货运集散地之一。该县县志记载：道光年间有木船自老河口(湖北境内)逆金钱河入漫川关，水运渐盛,船户们于漫川建造水码头,成立船帮会,每年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张灯结彩,祭奠落水死难者,祝福艄公吉祥平安。北方货物则通过骡马队驮运至漫川，在漫川关上街设有骡帮会馆（光绪十三年建，占地二千多平方米），当地人俗称“马王庙”，由相对而建的庙院和戏楼两部分组成。庙院是南北两院并列，戏楼也是南北两楼并立，歇山顶的北戏楼较大，重檐三滴水的南戏楼略小，戏楼内外皆木饰山水人物、双龙戏水等华丽图案，其精巧的工艺和华美的风格堪与龙驹寨的“花庙”媲美。骡帮会馆南侧有武昌会馆，北侧有北方会馆。附近有漫川古街，路面是用鹅卵石铺成的图案，街道两边是阁楼式民居，木质门板，绘画山墙，翘龙凤角，前市后院。这条古街至今完好，漫步其中，可以想见昔日的繁华景象。这一片古香古色的建筑群，无疑是清代时期南秀北雄建筑风格的完美组合。县城东关还有乾隆年间建造的湖广会馆，“砖砌墙五脊硬山，檐山升起，瓦当项纵，檐下由93个鸟共构成，挑柱之间有麒麟、鹏鸟及鹿、凤相接，木雕别致”[4]p283，典型的南方风格。
丹凤县地处连接陕、豫、鄂三省之丹江通道的中段，“水走襄汉，陆入关辅”，素有“关中锁钥”之称[5]p3。在丹凤县城东42公里处是被称为“秦楚咽喉”的武关[5]p571-572，清代诗人狄敬在《商州》诗中写道：“武关扼楚咽，峣篑当秦喉”。清代诗人王肇基在《过武关》诗中也写道：“山势划开秦楚界，水声流尽汉唐人”[5]p753。再向东2.5公里是武关的“外廓”，叫吊桥岭,至今尚存约300多米的“秦楚分界墙”，是春秋战国时期秦、楚两国疆界，唐代诗人杜牧在《题武关》诗中感叹“山墙谷壑依然在，弱吐强吞尽已空。” [5]P749汉江的一级支流丹江纵观丹凤，丹江航运在唐代即为贡道。丹凤县的龙驹寨是古代著名的“北通秦晋，南接吴楚”的水旱码头。《丹凤县志》载：“明万历、天启年间，龙驹寨康衢数里，巨室千家，鸡鸣多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百艇联樯，千蹄接踵”。清道光至光绪年间，该码头进入极盛时期，舟楫如织，骡马蚁迁，千人拉船，万人装卸。当时，有“过载行”24家，“骡马店”、“骆驼厂”18家，“发货铺”40余家，还有船帮、盐帮等十大会馆[5]p5，可见昔日南北交流之繁华。船帮会馆在县城西南隅，又称“明王宫”、“平浪宫”、“花戏楼”，楼身重重飞檐，角角翼翘，彩瓷图案，玲珑剔透，镂空木雕，栩栩如生，整体建筑充满南国韵致。而在龙驹寨西则有“马帮会馆”，该馆东西院墙均有砖雕巨幅图案，西为龙，东为凤。前殿两侧有钟楼和鼓楼，又是典型的北方风格。龙驹寨西15公里有古建筑“二郎庙”，俗传金人为树立标界，于金大安三年(1142)按照喇嘛寺造型,吸纳汉人建筑艺术,建造了南北建筑工艺合璧的二郎庙。这一古建筑群，荟萃艺术精华，尽显北风南韵，成为南北文化交融并存的典型代表。
丹凤、山阳两县又都属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季风性半湿润山地气候，春季温暖多风，秋季潮湿多雨，南北物产汇聚。《山阳县志》记载；“山阳植物丰富。金钱河、银花河和谢家河谷地既生长着许多南方型的植物，也间杂生长着许多北方型的植物。流岭、鹘岭和郧岭山地的植物，既与秦岭以北的暖温带植物迥然不同，又与以南的亚热带植物也有差异，兼容暖温带与亚热带植被特征。”[4]P69丹凤也是如此，沿312国道南下进入丹凤境内，仅从两岸山坡的植被，就不难发现南北过渡的自然特征。两县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季风性半湿润山地气候特征，形成了丹凤、山阳两县极为相似的典型的南北过渡的的耕作惯制，主要有四种类型：即一年两熟复种制、一年两熟间套制、两年三熟轮作制和一年一熟制。这里的主要农作物是适宜北方生长的小麦、玉米、豆类和适宜南方生产的主产品水稻。
丹凤、山阳两县民众的生活习俗也表现出南北交融共存的特点。《山阳县志》是这样记载的：“山阳居民有‘本地人’和‘下湖人’之分。本地人系明末清初由山西移来，下湖人系清代中期的江淮移民。大抵以鹘岭为界，岭北多为本地人，岭南多为下湖人。一般说来，本地人生活习惯近似北方型，下湖人生活习惯近似南方型。南北文化虽数百年交汇，仍各具其传统特色。”在服饰方面，“岭北农民裹以白毛巾岭南农民以青蓝布盘戴头上。” [４]Ｐ319饮食方面岭南农民早晚两顿不见天，午饭排在正中间，岭北农人则是“先做活，后吃饭”。岭南人喜欢腌菜，岭北人喜欢酸菜。在房屋摆设方面，岭南人家一般在堂屋后墙上横装一块木板，名曰“神龛”，放置族谱、香纸、祖宗遗像等物，还贴上红纸写成的“香火”。岭北人家则是紧贴堂屋后墙横放一大板柜，既当神龛用，又能储藏粮食。传统的节日习俗，岭南岭北也有明显差异。
在丹凤县，南北民俗特立共存也十分普遍。节日期间可以说是南北文化的大展示。据《丹凤县志》记载：旧时丹凤村民过春节都要设堂祭祖，本地人往往在祖宗牌位上书写“某氏历代祖宗考妣大人之神位”，下湖人则书写“青气（天）赤气君亲师”[5]p649。正月里耍社火，“以龙驹寨传自黄帮（湖北黄冈、黄坡、黄石的商人在龙驹寨的帮会）五彩过街龙、狮子、旱船及商镇、棣花、茶房一带的芯子为最著。”[5]p544-545剧团或戏班到民间演出，最受群众欢迎的是代表关中文化的秦腔和源自南方的花鼓戏。竹林关、古路河一带，乡民不仅爱看花鼓，而且几乎人人会唱花鼓，被称为“花鼓子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峦庄、庾岭一带的曲子、二簧与竹林关、寺坪等地的花鼓戏，川道地区的眉户、秦腔、歌剧、话剧等业余剧团（班）百花齐放，”丹凤县剧团成立以后，“以演出秦腔为主，兼演眉户、花鼓等，”[5]p549-550足以想见南北文化在丹凤县的交融并存是深入而和谐的。
三 、商南、镇安和柞水三县民俗文化带有明显的南方文化（楚文化）韵致
据商南、镇安和柞水三个县的《县志》记载，三县在历史沿革上都曾属楚治，后归秦国。商南县在战国初期属楚治，张仪使楚后归属秦国。镇安县在商朝和西周属酆国地。春秋时属楚之酆地。战国时系郇阳（今旬阳）北部辖地（今旬阳、镇安两县及柞水东南部），属楚。周赧王三年秦楚丹阳之战后归秦。柞水县在唐天册万岁元年（695年）前无县置，分属旬阳、杜陵、北山、蓝田等县，殷商时期，属巴方。西周时期属褒诸侯国。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可见，这三个县的文化与楚文化有较早的历史渊源。
商南、镇安和柞水三个县与南方几个省有地缘关系，人口组成上南方移民占大多数。关于柞水县的人口组成，清代编撰的《孝义厅志》载：“境内烟户土著者十之一，楚皖吴三省人十之五，江晋豫蜀桂五省十之三，幽冀齐鲁浙闽秦凉滇黔各省十之一。”[6]118关于镇安县的人口源流，《镇安县志》是这样记载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注意恢复农业生产。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对增加的人丁停止收税，始招抚流民回籍。流民招回很少，继招客民。客民多是‘下湖人’（也称下河人，泛指鄂、湘、皖、赣等省移民），占招抚人口总数的十之八九。乾隆三十七年（1765年），豫、鄂两地受灾，灾民相继迁入，人口骤增”[7]p91-92 。《商南县志》也明确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发布迁海命令，从这年9月起，清廷派出钦差大臣到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诸省监督，强制居民迁入内地……来县定居至今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的居民较多……不仅使境内人口数量增加，而且带来江南文化、艺术、习俗”。关于本县人口迁移变动，县志记载了商南县历史上几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第三次是“清乾隆年间，江南大批移民迁往我县，到光绪三十年，形成本县人口的第一个高峰，总人口102299人，是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342%……由于江南移民多，许多人至今保留有江南人的生活习惯、语言特点等”[8]p84。商南县耀岭河乡草洼村至今还有一座具有典型江南建筑风格的“叶氏祠堂”，砖木主体结构，四水归堂格局，房上五脊六兽，庭内雕梁画栋，左右立柱挂有黑底金字瓦拱楹联，上联是：振江左，家声好，守诗书，为世业；下联是：听祖考，遗训祗，留忠厚，与儿孙。仅此一例，也足以领略江南移民所带来的江南文化。
商南、镇安和柞水三个县的大部分区域属于北亚热带气候，适宜多种植被和农作物生长，形成物种繁多、植被茂密的南方特色。据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关资料记载，商南县有木本植物712种，草本植物984种，药用植物865种，全县总有植被218科2000余种，远远高于商州（木本植物259种，草本植物820种）和洛南（常见树种有48科160多种）。镇安县有北亚热带的油桐、柑橘、棕榈、枫香等主要树种188种。商南、镇安、柞水三县还生长有棕榈等南方植物，有柑橘等亚热带果树。以豪猪、青羊、花面狸等为代表的兽类和以珠项斑鸠、大白鹭等为代表的鸟类，都是南方的物种。
商南、镇安、柞水三县群众的生活习俗也具有十分明显的南方风格。在这些地方民众的饮食结构中，米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喜食米饭，而且普遍视为是“好饭”。南方人喜食米饭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史记》一二九卷《货殖》载“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9]p754。清代学者李渔在他的《闲情偶记》卷六《饮馔部》中也写道：“南人饭米，北人饭面，常也。”[10]p210至今，这些地方的民众在接待宾客、操办大事、逢年过节之时，仍以米饭为主食。而且，有米就有肉，有肉就有酒，有酒就有“七碟子八碗”的丰富菜肴，一般不干喝白酒，也不会用一碗干面就打发客人。最能体现这里饮食风格的无过于劝酒，一场酒需要数小时甚至大半天，客人喝好，主人才认为“招呼好了”。菜不丰盛，酒没喝好，就会认为不够盛情。所以，人们说这几个县（还包括山阳县南部地区）的人“爱吃”，其实是善食、好客。除了喜食米饭，商南、镇安、柞水三县民众还普遍有饮茶的习惯。有客登门或路人小憩，主人第一件事就是泡茶。行人路过家门口，不管是否认识，都会邀请“到屋里喝水”。商南、镇安两县出产的绿茶在全省久负盛名，也得益于这里青山绿水白雾的“江山之助”。在葬俗方面，这些地方的乡民都有“打带诗”、唱孝歌的风俗，这也是“下江人”的祭祀风俗。这三县的语言特点也较为相似，都是在“下江方言”的基础上融合了北方语音，有别于“秦腔”，更接近普通话。唐代司空图曾写《漫书五首》，其中一首写他出“秦关”（指武关）后，“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生动地反映了出武关之后语言的差异。
商南、镇安、柞水三县的民众对秦腔兴趣不浓，更乐于接受豫剧、黄梅戏、花鼓等南方戏种。《商南县志》记载：“在商南流行的剧种有：二黄、河南曲剧、豫剧、粤剧、花鼓、曲子和商南花鼓。商南人很少听秦腔。1957年组建的商南县剧团，主要演出河南曲剧，1972年改演河南曲剧为豫剧，称商南县豫剧团”。[8]p618柞水县的戏剧以汉调二簧和花鼓戏为主，《柞水县志》记载：“汉调二黄于清代中期传入柞水，乾隆时期，湖北黄冈人移居孝义厅颇多，随之带来二黄剧种”，“以西皮、二黄为主调，属皮黄声腔，为柞水人民普遍喜爱的剧种”。花鼓戏在柞水也普遍流行，“清乾隆后期，湖北麻城人，由汉江经安康，沿乾佑河北上至孝义厅经商，有的落户以农为主。这些人常利用闲暇演出或清唱花鼓戏，使鄂西麻城花鼓与本籍人的花鼓通过交流融会贯通，取长补短，促进了柞水花鼓的发展，并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 [6]p613镇安县文艺演出主要是二簧和花鼓戏，清末民国时期，有“三合”、“四喜”、“五赴”、“安乐”四大名班，“北出关中，名杨秦陇；南下江汉，声震豫鄂”。“镇安花鼓，俗称‘二棚子’，已有百余年历史。随着‘下湖人’迁入，利用江南民歌曲调与‘本地人’在生产和生活的实际结合而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7]p490-491
概而观之，商洛民俗具有南北过渡、交融共生的总体特征，表现出多元文化交融并存、秦风楚韵共同呈现的民俗文化生态，形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商洛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南北人口的迁移融合以及文化传播和历史积淀。由于商洛各县区地理自然条件和历史人文积淀的差异性，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区域，其中，丹凤县、山阳县表现出较为典型的南北交融共存的民俗文化，以此为基点，北边的商州、洛南两个县区的民俗文化以关中（秦文华）民俗文化为主，而南边的商南县、镇安县和柞水县的民俗文化则以楚地民俗文化为主。商洛民俗文化的这种特征，为探究民俗文化的发展演进规律提供了典型案例，在民俗文化研究领域具有标本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洛南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洛南县志[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2]商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商州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韩养民.秦汉文化史[M].陕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4]山阳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山阳县志[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5]丹凤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丹凤县志[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6]柞水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柞水县志[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7]镇安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镇安县志[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8]商南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商南县志[M].作家出版社，1993.
[9]司马迁.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10]清·李渔.闲情偶记[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均为商洛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