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英/文
民俗研究，在本质意义上是地域民俗研究。离开对地域民俗的观照和探析，将无以认识民族和国家的民俗，遑论深入研究。民俗学无疑已成为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一门“显学”，民间、学界乃至有关政府部门都出现了“民俗热”，研究论文、理论专著、民俗专辑以及民俗展示活动层出不穷。但也要看到，在这种繁荣的表象之下，已显露出地域民俗研究的浮躁武断和尴尬茫然。值此群英荟萃之际，对地域民俗研究提出几点浅陋之见，就教于方家。
概念：行政区划与学理界定
在地域民俗研究中，很多学者常常忽视或模糊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比如，我们常常听到“××县（区）民俗”、“××省（市）民俗”，又如，“陕南民俗”、“陕北民俗”等等。这类表述的显著特点是，把行政区划名称与学术用语混合使用，组合成一个新的概念。虽然，人们似乎明白其所指，但从学术研究的视角观之，显然是不规范、不科学。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的解释，行政区划是“为国家行政机关实行分级管理而进行的区域划分。”【1】行政区划又称简称行政区。行政区划概念有层级、幅员、边界、形状、地理区位等基本要素【1】。行政区划名称和学术用语分属两个领域，具有不同属性。
在民俗学科内部，根据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有不同层级的概念界定。比如，民俗学家乌丙安先生在其《民俗学原理》一书中，关于民俗构成就提出了“民俗质”、“民俗素”、“民俗链”、“民俗系列”、“民俗系统”等五个重要的子概念【2】，对民俗构成的学理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我国地域辽阔，而地域性民俗如何称谓，目前尚无统一的学术界定。民俗具有地域性，但民俗的地域性与行政区划的地域性显然不能等量齐观。正如我国语言学届根据方言的特性对方言做出方言区划分一样，民俗学界也需要根据民俗的特质，对我国民俗进行民俗区域的定性划分，绘制民俗地图。在此基础上，对地域民俗进行学理界定并冠以规范称谓，从而避免同一民俗事象被不同地方都认定为本地特有民俗的混乱现象，真正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推进地域民俗的深入探究。这正是民俗学界需要力耕之地。
目的：学术追求与研究路向
目前到处可见的成果，绝大多数是对民俗事象进行平面的罗列汇集。作为一种宣传推介资料，当然无可厚非。作为地域民俗研究成果，显然存在质的缺憾。不少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常常苦于找不到深入的路子。其原因就在于，失去目的或者目的不清的学问必然失去方法、迷失方向，其研究自然就会空洞化、平面化，必将走向平庸和衰落。
关于民俗研究的目的和方法问题，日本学者做过较多的探讨。确柳田国男主张通过民俗学揭示“过去”。和歌森太郎在其《日本民俗学》中指出：“日本民俗学是通过今天尚可听到的各种民间传承的比较，以把握日本人心性及生活文化特色的学问”。樱井德太郎则认为：“日本民俗学的目标是通过日本民族过去的传承生活以及现在依然存续的传承生活，探讨日本民族的特质或本质。”针对上述民俗研究的“宏达的目的”，另一位日本学者福天亚细男则提出严厉批评：“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段里，民俗学的研究过程或其研究成果，并没有揭示或论述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或心性以及民族文化的特性，甚至连民族性或民族文化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也没有深入讨论过。无论民俗学的研究活动如何开展，却完全不能令人感到接近了目标，于是，只好设定一些无限远大的目标以便心安理得。只有设定通过个别具体的研究及其积累所能达成的目标，然后民俗学的方法才能得到讨论。”进一步又指出：“民俗学的目的和达成目的的素材密切相关。应该围绕目的搜集资料，如失却目的，它自然就会变成漂移不定和零散混乱的资料群。如果有目的，‘农具’就可能成为民俗，一旦失去目的，它就回归为简单的‘农具’。”【3】短短数语，句句中鹄。
研究目的决定研究路向和方法，研究目的限定了研究者的调查范围，学术追求制约着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我国著名民俗学家高丙中曾指出，民俗研究有两种学术取向：文本的和生活的，即民俗事象研究和民俗整体研究。民俗事象研究主要是瞄准作为文化现象的民俗，其研究“表现为一种占有资料的方式。一方面是资料决定研究，有什么样的资料，才会有什么样的研究；另一方面又是研究决定资料，研究寻找、选择、偏爱相应的资料”。而民俗整体研究主要针对作为生活事实的民俗，其研究“要把被遗漏的民俗发生的情景找回来，把曾经备受冷落的活动主体邀请回来。”整体研究是“面向生活、面向人的活动、面向当代”的研究，因此“就必须通过田野作业获得相应的资料。有田野作业，不一定有整体研究。但要开展整体研究，就必须进行田野作业。必须到活动中去研究。必须在观察中调动一切设备，发挥自己的全部感觉，以便充分把握扑面而来的复杂整体。”【4】民俗研究者要有清醒准确的问题意识，明晰可行的学术追求，据此选择研究方向和方法。如果旨在“认识”，就会突出“还原”；如果旨在“揭示”，往往侧重“阐释”；如果旨在“区别”，就会采用“对比”研究；如果旨在“展示”，常常运用“再现”方法。而这一切，又都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田野作业基础之上。有志于地域民俗研究的学者，都需要明确自己的学术追求，界定自己的民俗研究所用的概念、路向和规范。
突破：经世济民与学科建设
民俗研究在推进社会和谐进步、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在广大城乡要积极开展移风易俗的活动，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克服社会风俗习惯中还存在的愚昧落后的东西。婚嫁丧葬中的陋习要改革，封建迷信要破除。”民俗学者只有加强学术研究，才能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这一神圣职责。不仅如此，在社会日新月异、科技飞速发展的环境下，许多新的课题又摆放在民俗学者面前。比如，中国由“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之后的民俗研究，大量工业产品充斥民众日常生活背景下的民俗研究，乡村空巢社会导致民俗传承主体消失背景下的民俗研究，以及移民与民俗、新农村建设与民俗、地方资源开发与民俗的研究，等等，都是需要民俗学者做出科学应答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而另一方面，近些年各地大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活动，还有某些民俗旅游项目，都是假借民俗文化的名义，从事经营创收活动。但是，这类活动中歪曲民俗、造假民俗、破坏民俗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行为不仅会带来恶劣后果，甚至正在形成一种新的陋俗。这既是社会管理问题，同时也是学术研究问题。也只有基于民俗学者的学术研究及其教育效应，才可能从根本上协助解决某些问题。民俗学者有责任为之提供学术支持。经邦济世，强国富民，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崇高追求。确立了日本民俗学体系的柳田国男曾说，学问是为使大家都获得幸福而存在的。民俗学者的这种自觉，正是提升民俗研究水平、突破学科发展困境的不可或缺的内驱力。
民俗研究专业人才培养匮乏，是我国高校、专业学会等学术再生系统普遍存在的严峻问题。我国民俗学的队伍中，大约80％以上是在基层从事群众文化或者地方史志工作的人员，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中进行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民俗研究队伍中不足10％。高校民俗学师资队伍严重不足，也严重影响着民俗学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专业人才的培养，要依靠民俗学科的建设。社会对民俗学者的热切需求和民俗学学科建设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截止到1998年底，在全国高校中，只有8所院校被国家授予培养民俗学博士、硕士的权力，其中博士点一个，硕士点8个。少数大学开设了民俗学相关课程，却长期处于边缘境遇。而在邻国日本，上世纪60年代民俗学在大学就占有一席之地。“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全日本680多所大学的绝大部分和540多所短期大学的相当一部分，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都开有与民俗学相关的课程……到1999年为止，开设民俗学专业的大学拱座4所，其中国立大学12所13个专业，私立大学22所23个专业。”【5】与此同时，日本重视普及推广民俗知识，重视乡土资源的德育功能，促进教育与地域生活的联系，在都市化、信息化日益突出以及社会变迁加剧的背景下，引导学生亲近故土、热爱家乡、忠诚国家，成为日本中小学德育的传统特色。我国基础教育中的乡土教育严重缺失，大学教育中民俗学学科建设明显滞后，这种现象已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依照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钟敬文先生的建议，于2001年10月26-28日召开了“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全国16省、市的民俗学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师80余人参加了会议，20余位博士生列席旁听。研讨会对民俗学的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策略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会专家学者们还指出，要把民俗学科建设提升到一个更符合历史发展需求的高度。【6】但是，这个进程依旧缓慢。数年后，学者再次发声。华中师范大学黄永林教授就撰文指出：“目前我国高校尚未设立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专业，这是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人才培养系统工程的缺憾。为适应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对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专门人才的需求，在高校增设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本科专业十分必要。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以其综合性和现实性的学科特征，对促进经济建设，社会和谐能产生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竞争、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流的当今，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使得培养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人才的前景看好。因此，培养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本科人才已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7】赵世瑜教授还撰文论述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等问题。【8】加强民俗学科建设的的呼声清晰而强烈，共识业已形成，目前最需需要的是广大民俗学者自下而上、实实在在的推进行动。
参考文献：
[3]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月11月24日[7]黄永林《高校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教学有待加强》，《中国教育报》2008年7月19日第3版
[8]赵世瑜《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
(作者为商洛学院语言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文章原刊于《民俗研究》2011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