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忍学/文

一

写作观，即对写作的态度与看法，具体包括对写什么、怎么写、为何写、为谁写等写作基本问题的认识。凡是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贾平凹文学创作的不断成熟，其独特的写作观也逐渐形成。贾平凹的写作观涉及到写作问题的众多方面，例如，在“为何写”的问题上，他认为写作是作家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态，写作是为了自娱和娱人；在“写什么”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写平平常常的人和事；在“怎么写”的问题上，他坚持“以实写虚”[1]659，主张“行文越实越好”[1]409。在贾平凹写作观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原生态写作。

在《〈高老庄〉后记》中，贾平凹明确提出了“原生态写作”概念。他说：“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是什么，初衷里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1]409在此之前，他的原生态写作思想已经确立。在《〈废都〉后记》中，他说：“好的文章，囫囵囵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也不需要机巧地在这儿让长一株白桦，那儿又该栽一棵兰草的。”[2]519如果从字面看，说的是好的文学作品的标准，但其原生态写作思想已经蕴含其中。“不需雕琢的囫囵囵一座山”，正是原生态的自然；好文章就应该是“囫囵囵一座山”，就应该原生态地呈现生活的本真，而不是刻意雕琢、故意做作。《四十岁说》是贾平凹集中阐述自己文学主张和写作思想的一篇文论，其原生态写作思想在这篇文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论及好作家与劣作家的区别时，他这样说：“如果说，作家职业是最易心灵自在，相反地，也最易导致做作——好作家和劣作家就这么分野了”。 [3]314 “我只有在作品中放诞一切，自在而为。……在生活的浸润感染下，待提笔时自然而然地写出要写的东西。”[3]317 “自然而然地写出要写的东西”就是原生态写作方式，就是要求应该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写作，不需要刻意地迎合某种观念和意识形态。

从创作实践看，贾平凹自《废都》以来的创作，大都可以归属原生态写作。《废都》从琐碎的日常生活着手（主要是从“性”着手）重点写四大文化名人（也是文化闲人）之一的庄之蝶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逼真地再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图景和精神状态，完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羁绊，达到自然本真地反映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艺术高度。《高老庄》以自由灵活、毫不拘束的笔法原生态地呈现了高老庄人的平常生活，是作家原生态写作观的一次成功实践。《秦腔》描写了清风街“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逼真地还原了农村生活的本来面目，标志着作家原生态写作观的成熟。《古炉》则是贾平凹原生态地写作重大题材的一次实践。“文化大革命”这一题材，被许多作家写过无数遍，贾平凹透过“狗尿苔”的眼睛和心灵感受，写出了“文革”之火是怎样在底层燃烧起来的，将“文革”期间古炉村的生活“原汁原味”地呈现于读者眼前，达到了对生活本真的淋漓尽致的还原。

由此可见，贾平凹把原生态写作看作是判断文学作品高低优劣的审美标准，并在他的创作中不断践行原生态写作观。因此，要研究贾平凹及其文学创作，就不能绕过其原生态写作观。

二

贾平凹原生态写作观有哪些质的规定性？从贾平凹的创作特征和创作谈看，其要义包括琐碎叙事、民间视角、生活流技巧、方言写作、混茫审美范式等。

琐碎叙事。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强调“文以载道”，重视宏大叙事。宏大叙事①是指由精神辩证法、意义解释学、理性、人类的解放学说等主题构成的思辨型或解放型叙事。宏大叙事往往选择反映历史变迁、社会发展等社会性的较为重大的题材与主题。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就是以“启蒙”、“救亡”、“革命”、“新启蒙”、“改革”等为主题的宏大叙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新写实小说”的兴起，生活化的琐碎叙事逐渐成为潮流。琐碎叙事指具有各自不同价值定位和实用标准的指代性、描述性叙事。就文学而言，琐碎叙事选择的是琐碎的日常事务、生存欲望、偶然事件、没有社会内容的家庭纠纷等题材。《一地鸡毛》（刘震云）以“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开头，描写了发生在小林家庭和单位的种种琐事：买菜、上下班、找保姆、孩子入托、和妻子吵架、给领导送礼等等。《太阳出世》（池莉）写的是一对青年结婚、老婆分娩、哺育孩子等家庭琐事。《夏天的公事》（许辉）写了所谓的“公事”：开会、吃饭、出汗、洗澡、开空调、散步、参观工厂、再参观小镇、再参观草原、再开会、再吃饭、再洗澡。

贾平凹的创作虽然不在“新写实”之列，但是，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意识追求琐碎叙事，却是事实。贾平凹的创作一直以善于选取日常生活小事而见长，即使前期的改革叙事也是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越来越钟情于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事。京都三部曲《废都》、《白夜》、《土门》虽然写的城市生活，但不是城市生活中的大事，几乎全是琐碎之事：文化闲人精神空虚，或沉溺于肉体的快感，或忙碌于利益的追逐；市井闲人潇洒地吃喝玩乐，大胆地追求自己喜欢的姑娘，等等。《高老庄》写的是“蝇营狗苟琐碎小事”，《秦腔》“写的是乡村社会的陈年流水账，一天一天琐碎泼烦的日子” [4]。这些琐碎的题材，正好能够反映生活的“原生态”，因而备受贾平凹青睐。生活化的琐碎叙事消解了宏大叙事，解构了意识形态写作，把底层百姓的琐碎生活原原本本地呈现于读者面前，让读者看到了生活的原生态。

民间视角。“贾平凹是当代作家中比较富于民间精神的优秀作家之一。”[5] “文学作品的民间精神是指作家基于民间文化及其传统，融构了作家的审美理想和时代精神所形成的一种审美底蕴和价值取向。或者说，是文学创作中作家对民间生活素材、作品主题思想和艺术传达技巧的一种自觉选择、提炼、开掘和确定。”[6]民间精神在艺术上表现为叙事的民间视角。在《〈高老庄〉后记》中，贾平凹明确指出了他创作的民间视角，他说：“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1]408所谓民间视角，就是从民间角度观察生活、发现素材，真实地反映底层的生存状态，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民间立场和关注底层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白夜后记》中，他说：“小说是什么？小说是一种说话，说一段故事，我们作过的许许多多的努力——世上已经有那么多的作家和作品，怎样从他们身边走过，依然再走——其实都是在企图着新的说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开始作为一个作家，要留言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一种说法，即，或是茶社的鼓书人，甚至于街头卖膏药人，哗众取宠，插科打诨，渲染气氛，制造悬念，善于煽情；或是坐在台上的作政治报告的领导人，慢慢地抿茶，变换眼镜，拿腔捏调，做大的手势，慷慨陈词。这样的说话，不管正经还是不正经，说话人总是在人群前或台子上，说者和听者皆知道自己的位置。[7]693

在此，贾平凹将小说的说话与说书人、卖膏药人的说话和领导的讲话进行对比，突出了小说的民间性和平等意识。在贾平凹看来，说书人、卖膏药人的说话有浮夸之嫌，领导讲话有做作之弊，唯有小说的说话才真实自然。为什么会这样呢？贾平凹认为，原因在于说话人说话时站的角度不同。说书人、卖膏药人说话时站在听众前面，带有引导听众的意味，表演痕迹很明显。领导讲话时站在台子上，有训导听众的感觉，官方立场、官方视角显而易见。小说的说话者是走到人群中蹲着说，因而显得真诚而平等，充分表现出小说的平民立场和民间视角。事实上，贾平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写作视角已经回归民间，表现出了鲜明的民间性。《白夜》以民间视角描写了都市景象和市民的幽微心灵。《高老庄》写最底层、最日常、甚至有些琐屑的生活流程，用民间视角诠释生活。《秦腔》以疯子引生为叙述者，从民间视角反映了清风街几十年的生活变迁和传统文化的没落。《古炉》以古炉村最卑微的人物狗尿苔为叙述人，探究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民间原因。民间视角使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具有强烈的民间性。民间性是原生态的显著特征之一。因此，民间视角是贾平凹原生态写作的应有之义。

生活流技巧。所谓生活流技巧，是指作家按照生活本身的流程进行叙事的写作技巧。它在叙述层面的表现是，作家尽量不去干预叙述，将自己的声音隐含在作品的最深处，叙述者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展开叙述。在故事层面的表征是，不追求情节的连贯性、必然性，大量描写生活事相和生活细节。“说平平常常的生活事，是不需要技巧的，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故事里有它本身的技巧。”[7]694

“新写实”作家认为，无论是现实主义抑或是现代主义，作家的叙事均有意遮蔽了生活的本真面貌。为了表现生活的本真，“新写实”作家反对提炼，主张将生活“原色原汁原味”地和盘端出，要求 “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从而让生活无比真实地裸露在人们面前。“作家叙述时是一片真空，一片透明，不带丝毫偏见，不渗入半点属于自己的杂质，只原原本本把生活具象从原始地还原出来，以达到一种完整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现象的而不是理念的真实。”[8] “所谓‘还原’，见之于小说的叙事方式是不去精心地构造完整的情节和生活故事，以避免将生活过分戏剧化，而是遵从生活的原生态，通过大量琐屑的、平凡的、充满偶然性和随机性的生活事件表达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看法。”[9]贾平凹虽然不是“新写实作家”，但他的写作观念、尤其是对生活流技巧的运用与“新写实作家”是一致的。《废都》几乎没有主干情节，凭琐碎的生活场景和细节连缀而成。《白夜》以生活的自然流动架构作品，着笔于西京的各种生活场面和生活角落，细节丰富逼真，叙述自由灵活。《高老庄》“没有扎眼的结构又没有华丽的技巧”，“无序而来，苍茫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 [1]409。贾平凹在论及《秦腔》的写作技法时说：“《秦腔》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是还原了农村真实生活的原生态作品，甚至取消了长篇小说惯常所需的一些叙事元素，对于这种写法，作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10]贾平凹所说的“取消了长篇小说惯常所需的一些叙事元素”就是指《秦腔》在写法上不追求故事情节的完整，不刻意塑造典型人物，不讲究结构的起承转合，只按照生活本身的流程写出生活的“原汁原味”。

方言写作。贾平凹是商洛人，20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商洛。20岁以后虽然生活工作在西安，但是一直与商洛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回家乡采风、走亲戚。商洛人的平常生活，商洛本土的民风习俗、山川地理、奇闻异事等，是贾平凹创作的不尽源泉。同样，商洛方言成了贾平凹创作的语言宝库。贾平凹非常喜欢商洛方言，到了大城市，他一如既往说商洛方言，从来不讲普通话。他幽默地说：“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话，毛主席就不说普通话。”在《高老庄》中，他借大学教授高子路整理高老庄方言、西夏对高老庄方言的浓厚兴趣，表达了对商洛方言的热爱。当贾平凹创作及其思想走向成熟后，他就毅然决然地运用方言创作。从《废都》开始，一直到《古炉》，都是纯粹的方言写作。方言写作不仅仅是因为贾平凹喜欢方言，而且是贾平凹原生态写作观的又一标志。方言土语是原生态语言，用方言土语写作能够保持民间生活本真。因此，用商洛方言创作，成为贾平凹的必然选择。

浑然天成的审美追求。贾平凹原生态写作观在审美方面的表现，就是追求浑然天成的审美境界。浑然天成，即自然，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唐代司空图在其《二十四诗品》中对“自然”进行了专门研究：“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钧。”[11]“自然”是一种自由自在、不事雕琢、顺乎规律的审美心胸和审美境界，贾平凹的原生态写作的审美追求。他之所以认为“小说是说话”，因为“说话”说的是“平平常常的生活事，“不需要技巧”，“靠的不是诱导和卖弄”，简言之，“说话”具有“自然”的审美特质。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在阐述《秦腔》入选理由时，明确指出了《秦腔》“浑然天成”的审美特点：“贾平凹以对农村农民过着的‘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的痛切感受，从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日常事入手的描写，细流蔓延，汇流成海，浑然天成，直达本质的真实。”[12]事实上，贾平凹自《废都》开始，已经自觉地追求浑然天成的审美境界和美学风格。

综上所述，贾平凹所说的“原生态写作”，就是运用生活流技巧和方言土语、以民间视角叙写日常生活琐事进而追求浑然天成的写作旨趣和写作方式。

三

贾平凹为什么如此看重原生态写作？要弄清这一问题，就不能不考察一下他对中国文学及自己前期创作的看法。

贾平凹通过中西文学比较，认为中国文学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在《〈病相报告〉后记》中论及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不同时，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中国的汉民族是一个大的民族，又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它长期的封建专制，形成了民族的政治情结的潜意识。文学自然受其影响，便有了歌颂性的作品和揭露性的作品。……西方（文学）呢，最主要的特点是分析人性。” [13] 而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的作品，在贾平凹看来是做作的、低劣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贾平凹对自己四十岁以前的创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感觉自己四十岁以前的创作是一种不自在的创作，具有做作的特点，没有把自己的心灵真实表达出来，没有反应出生活的流动，意识形态写作的痕迹比较明显。他说：“好的文章，囫囵囵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也不需要机巧地在这儿让长一株白桦，那儿又该栽一棵兰草的。这种觉悟使我陷于了尴尬，我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2]519从此以后，贾平凹一再声明自己不是“政治性强的作家” [3]317。由此可见，贾平凹倡导并身体力行原生态写作，目的是为了让文学回归“人学”本位，从而避免文学过于强烈的政治色彩。

原生态写作观的形成，与贾平凹对道家思想的偏爱有明显的关系。在儒释道思想中，贾平凹受道家的影响更大一些。他系统阅读过老子、庄子的文章，把老庄崇尚“自然”、“虚无”的思想融入自己的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形成了“浑然天成”、“以实写虚”的审美追求。《废都》主人公的名字——庄之蝶，显然取自“庄周梦蝶”。《白夜》所表现出的人生多变、世事无常的感受，《怀念狼》所表现的人与狼的辩证关系和自然生态思想，《秦腔》不事雕琢、浑然一体、混茫蕴藉的风格，《古炉》中“善人”任其自然的人生态度，等等，都是道家思想在贾平凹创作中的具体体现。道家思想对贾平凹原生态写作观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启迪作用。

原生态写作使贾平凹的创作克服了意识形态写作的过强的政治功利性，获得了文学的审美特质，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风格，并不断走向了文学的大境界。但是，也使其作品的有些细节描写显得重复、啰嗦，有故意渲染“脏”和“丑”的嫌疑，例如，《古炉》中对狗尿苔被蜂蜇了后往头上抹鼻涕的细节。这样的细节描写确实能够表现原生态的生活，但是，小说中写狗尿苔多次被蜂蜇，每次都要擤鼻、抹鼻涕，给人的感觉是故意渲染“脏”和“丑”。评论界对贾平凹创作中“恋污癖”的指责恐怕也此有关。因此，怎样正确理解和运用原生态写作思想，是作家、批评家值得深思的问题。

 

注释：

①宏大叙事，又称“大叙事”、“伟大叙事”、“宏伟叙事”、“堂皇叙事”。参看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佘碧平著《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1至102页；马克•柯里著《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至125页。

 

参考文献：

[1]贾平凹.贾平凹文集：15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2]贾平凹.废都[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3]贾平凹.贾平凹文集：12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4]余 琪.论贾平凹《秦腔》的独特叙事艺术[J].商洛学院学报,2009,（5)：13.

[5]孙新峰.贾平凹作品商州民间文化透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7.

[6]赵德利.民间精神与中国文化民间视角[J].文艺争鸣,2005,（5)：105.

[7]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8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8]王干.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J].北京文学,1989，(6) ：15.

[9]于可训.论作为实践形态的新写实主义[J].当代作家评论,1990，(5) ：6.

[10]周媛. 解读《秦腔》[EB/OL].

http://www.xiancn.com/gb/news/2005-02/23/content_483691.htm.

[11]朱良志.中国美学名著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7.

[12]《秦腔》入选理由：农耕乡村的一曲挽歌

[EB/OL].http://msn.ynet.com/view.jsp?oid=4526062

[13]贾平凹.贾平凹文集：17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254-255.

 

（作者为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原文刊载于《商洛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