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人都谈到陈彦的戏剧家的身份对于作家的身份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在读《喜剧》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戏剧是有着一种强烈的、要跟观众交流的欲望,这个可能跟小说不大一样。小说最初是并不入大雅之堂的一个存在,然后它要跟人交流,可是当它变成文人艺术之后,尤其是今天各种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文学有一种特别向内的趋势——讲述个人的故事,抒发个人的情感,然后写一己之思,当然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学的观念。可是在看陈彦老师的小说的时候,他的小说好像不是从传统来的,他直接回到了小说兴起、起源的时候,传统跟戏剧、勾栏瓦肆结合在一起,有强烈的和人间、观众沟通交流的欲望。
所以,我们会觉得陈彦老师的小说是现实主义小说。但我觉得不管是不是现实主义,是好看的小说,包括语言的生动、情节的曲折,那么这可能跟戏剧有关,或者说戏剧家的身份为作家陈彦提供的第一个很重要的质素。第二点就是对于世道人心的关注,实际上在《喜剧》里,可能讲的特别地充分,他不是要逗大家乐,尤其是因为写的是丑角儿,丑角儿特别容易被人认为是庸俗,甚至低俗、逗乐的。越是这样越要心里明白,在戏台上看上去是让大家看,甚至有时候得几个赏钱,但是得赏钱是有尊严的。火烧天有“三不为”、有“三不演”,还有“三加戏”,这都是作为一个喜剧演员的尊严。在写整部小说的时候,在高台上关注世道人心的这样一个观念始终贯穿着陈彦老师的写作。所以他写的不是一个喜剧的变化,而是整个文化的变化。陈彦同时是一个文化的管理者,在写《喜剧》的时候,他是站在整个文化变迁的视角去写《喜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