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元英/文
1762年，法国思想家卢梭出版了一本在教育史和儿童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爱弥儿》，学界认为，这部著作的出版，是人们真正发现儿童和儿童社会观的转变彻底完成的标志。从此，儿童文学艺术的自觉和独立的进程不断加快，成果越来越多，以至于成为文学园地夺目的风景。在商洛这块文学绿洲上，以儿童生活为题材创造独好风景的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鱼在洋，他的代表作是儿童小说集《雪夜奇遇》（中国少年儿童文学大系·鱼在洋作品精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
一、“以善为美”是鱼在洋儿童小说创作的自觉追求。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都遵从于文学的一般规律，即都是以语言为物质材料，抓住人物、情节、环境、主题等要素，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和真挚丰富的情感来反映社会人生，表现作家的审美理想并打动读者。但是，儿童文学又具有区别于成人文学而自备一格的特殊规律和美学特征。因为，儿童文学拥有特定的读者群，主要是中小学生，所以，儿童文学题材的选择、故事的叙述、形象的塑造乃至语言的运用、主题蕴涵、审美风尚等，都不能忽视儿童情趣的构建。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理解，在其作品中也表现出不同的审美风尚，如一些儿童文学作品中表现的纯真、稚拙、质朴、欢愉和儿童情趣等。纵观鱼在洋的儿童题材小说创作，则突出的表现了“以善为美”的美学特征。
人品是文品的基础。鱼在洋坚持“以善为美”的文学创作，他“始终认为人活着先得学会爱学会宽容，没有爱心的人本事越大世界越不幸，善良是人区别动物的主要标志之一，文学的高峰是展示人性的深度，这一点不管成人还是儿童文学都是一样的”。这种追求，首先源自他善良的心性。他的座右铭是：好好活人好好作文。他特别的优点是：脾气好,成天笑嘻嘻,不跟别人过不去，也不跟自己过不去。作为儿童文学作家，鱼在洋还有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心灵，只有身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才能真正喜爱这项事业，在浮躁社会里能坚守在儿童文学的神圣净土。在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奉献了数百万字的少儿教育读本，如：1990年未来出版社出版拼音读本《董存瑞的故事》、《黄继光的故事》，1996年未来出版社《卓娅和舒拉、保尔﹒柯察金》、《白求恩、王进喜》、《爱迪生、居里夫人》、《杨靖宇、方志敏》、《黄继光、董存瑞》，1997年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少年李自成》等等，以及他的代表作《雪夜奇遇》，这些作品都指向儿童健康的精神和健全的人格，即通过小说形象化的审美愉悦来陶冶和优化儿童的精神世界。因为鱼在洋的心灵充满美，所以他感知和透视现实世界时，才能感知童心之美。童心之美是一种单纯质朴纯洁天然，是一种无私无欲的心灵状态，是人性的优美展示。这一审美取向，寄予着创作主体对接受主体（主要是儿童）的文化期待和殷切希望，亦即希望通过儿童文学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既反映下一代的现实生活和理想愿望，又把以善为美------劝人向善，与人为善，避恶趋善，惩恶扬善，择善而从，这样的观念生动的传达给儿童，帮助下一代夯实构建正确做人做事价值观念体系的基础。用鱼在洋的话来说，就是“为祖国的明天生产比面包更有营养的绿色精神食粮”。而且，这已成为他人生最大的快乐。
鱼在洋的儿童文学创作很诚实，这也是北大教授、著名儿童文学专家曹文轩的评价，“诚实的品质是艺术的最高品质。文学是一种境界。这里容不得掮客、市侩和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的投机者。回首文学史，那些伟大的文学家，谁不是艺术的虔诚的信徒。艺术的殿堂就在上方，只有那些拾级而上，心怀一颗赤诚之心的人，方可指望步入”。鱼在洋的儿童文学创作不仅诚实，而且表现出很大的勇气。他的作品很少虚构，几乎没有儿童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幻想，没有塑造神魔形象、超人形象、英雄形象、动物形象和特异人物形象等，而更多的是他童年生活中小伙伴，都是在真实时空里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事件，实实在在，感同身受。尤其是在他的作品中，对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和他工作过的难忘的中学环境中落后愚昧及人性之恶的揭示和鞭挞，表现出巨大的勇气。鱼在洋认为，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应当坚持四个字：善良和勇敢。善良是人性中的美好的部分，勇敢恰是对善良的保护。在真诚和伪善、光明和黑暗、文明和愚昧交织的世界里，如果善良没有勇敢的支撑，善良就难以散射美丽的人性之光。
鱼在洋正是以这种心态面对生活、反映生活，但在艺术真实上与成人文学有明显区别。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也应真实的反映生活，全面的观照社会，深刻的揭示人性。但是，儿童处于独特的心灵状态，有自己的感知世界的方式。儿童文学的艺术真实应有别于成人文学的艺术真实，在反映生活、观照社会和揭示人性等方面应与成人文学拉开距离。事实上，一切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艺术实践的典范，即远离暴力；远离成人社会的恶俗和刺激；远离成人社会的政治权力斗争；远离成年人的性与两性关系。在成人文学的审美创造中，真实性是基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定义提出来的，强调作品内容的事理之真和情意之真及其有机统一。鱼在洋儿童文学的艺术真实，强调作家的主观认识与儿童世界的一致性，儿童文学内容题材的遴选、人物形象的塑造、感情事理的阐发都要符合儿童的思维特征、心理特征、审美特征及其理想愿望。面对社会的复杂、生活的艰辛和人性的丑陋，鱼在洋没有回避真实的现实社会和人生，对儿童采取“瞒和骗”的态度。相反，他把复杂斑驳的社会万象和人生百态纳入创作视野，能恰到好处地把“真的人”、“真的世界”、“真的道理”（张天翼语）告诉儿童，满足少年儿童成长过程中认知现实的需要、启迪思维的需要、完善人格的需要和提高境界的需要。这种以符合儿童特征、满足儿童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审美创造，表明了鱼在洋“以善为美”的创作理想从内心追求到艺术实践的自觉。
二、坚持“以善为美”美学理想的艺术创造，鱼在洋儿童小说的题材重在表现少儿现实生活世界及其内在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小学生对现实社会包括人类自身的疑惑和对善良美好人性的渴望，表现出对这一特定人群的人文关怀。
儿童文学是人之初的文学。儿童文学和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总是极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儿童正处于成长时期，对人生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对很多成人眼里的常识感到新奇和不解。比如对人自身的了解，鱼在洋在小说《人》中就生动描绘了这一微妙的认识过程：一老一少居住在“除了山，还是山” 的偏僻封闭的环境里， 小孙女问爷爷“你说过，鸡儿鸟儿是蛋变的，那，人是从哪里来的？”“人嘛……人嘛……人嘛，对了，人是从河里捞出来的。像咱门前的这条河，每年一发水呀，总要冲下来好些娃娃，像小老鼠似的，光肚肚的娃娃，脊背上还写着名字。你奶奶呀，就叫你妈拿上竹筐，去捞，一捞就捞上了你，你又哭又叫的……”小女孩对爷爷善意的谎言信以为真，她开始期待下雨，甚至希望涨水后捞个弟弟给爷爷做帮手。直到有一次她在山里遇上“野猫”的妈妈生孩子，她从窗户纸眼看到了生孩子的壮烈过程，“眼前一亮，奥，刚才那是等着生娃娃。对，对，原来人是人生的。人是人生的！是女人生的！！”懂得了这样一个大事情，“像推倒了一座山，我心理敞亮了好多。”作品对小女孩心理的揭示，使我想到保加利亚作家笛米特·伊求的小说《婴儿》，这篇小说塑造了一对低龄姐弟（我和拉拉），他们发现，桐尼叔叔结婚后他的太太越来越“胖”，担心桐尼叔叔没有地方可睡了。有一天，他们得知有个“如何在两星期内减肥五磅”的电视节目，就跑去告诉桐尼叔叔让他太太一定要看，因为她最需要减肥。桐尼叔叔告诉他们，太太很胖是“因为我们的小娃娃在她的肚子里”，“他在睡觉，一边睡一边长大，有一天他会跑出来，那时我太太会像以前一样瘦了。”“天呐，是这么一回事”，小姐弟以为这是只有他们才知道的秘密，并为享受这样一个“秘密”而兴奋，还发誓保密。这两篇小说，以不同的风格反映了一样的真实：一个成人并不在意的人生现象，在儿童眼里是那样的新奇、神秘。作品通过他们的神情、行动来揭示儿童的观察和思考，展示了儿童眼里人生的“真相”。两篇作品以活泼的形象、天真的童趣，展示了儿童纯真的天性，也揭示了儿童世界一个严肃的带有普遍性的主题。
人的成长实际上是人格的成长，鱼在洋的小说对儿童尤其是小学生的稚嫩人格的成长做了生动的展示。鱼在洋有过教书的经历，对中小学校园生活十分熟悉，小说《教室后门上有道缝儿》，《锁眼儿》，《“小南郭先生”和他的“垃圾”学生》、《草帽娃》、《誓不低头》、《一声不吭》等，这一系列作品揭示了校园这个特定人群生活的真实，通过对真诚人格、真实情感和公正事理的歌唱，发出了关注、尊重并保护儿童稚嫩人格的强烈呼唤。在这类作品中，《教室后门上有道缝儿》最有代表性，小说写了一个小学生们十分熟悉甚至曾亲身经历过的真实故事：因为教室后门有一条指头宽的缝，五（三）班弥漫着神秘的气氛，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科任老师的课堂上，谁打瞌睡，谁小声交头接耳说话，谁扔纸蛋儿，顾老师（班主任）都能看见，都了如指掌。甚至连故意大声放屁，他也能听见”。于是自由散漫的学生变乖了，规矩了。一次，“我偶然往后门瞅一眼，惊得差点叫起来。后门那道指头宽的缝儿上，贴着一双熟悉的眼睛”。后来，同学们轮流用纸条贴门缝儿，被捅开后再贴。班主任后来抓住了贴门缝的班长，经过和同学们的一阵尖锐冲突，后门缝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眼睛”，班主任还亲自找来木条钉上了门缝儿，“我们班后来变成了文明班集体”。我们相信，这位负责的班主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学生好。他从教室后门缝儿观察到学生一切不轨表现，对学生的批评也那么具体详实，班级却并没有变好反而有些骚动不安和反抗的情绪。但他后来仅仅只是睹住了门缝，班级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保护了同学们的人格尊严，激发了奋发向上的信心。班主任的这一举动，标志着他的管理理念的转变，即由他律变为自律，这其中，班主任充分认识并尊重了学生（尽管是小学生）作为“人”的因素，这才是最重要的。读完小说我们不由感慨学生尤其是小学生也是人，不仅要教给他们知识，更要呵护他们的人格。作为老师，尊重学生人格，比背后监视学生要管用得多。这是现实对教师的教训，也是学生对老师的“教育”。
《誓不低头》则通过一个典型的故事，表现了一个倔强的小孩对人格的顽强守卫。小军被误解在五保户老人门口放砖块，砸了老人的脚，老人撵到学校。班主任贾老师叫小军谈话，小军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贾老师看着小军，一脸的不相信”，贾老师铁青着脸对小军说：“刘小军，抵赖是没用的。我劝你低头认错。写个检讨，我带你向老人认错。否则……”小军知道自己没错，可是没有证人，老师不相信。贾老师找他谈了多次，小军还是那几句话：“不是我干的，我没错，我不检讨”。学校找来了小军的父亲，结果小军挨了一顿痛打，小军母亲也劝小军“低个头算了，就当你错了，大伙都会原谅你的”，小军憋着眼泪说：“妈，我没错，真的。我凭什么，凭什么低头认错？”班主任最后一次劝小军“低头认个错，对大家都有好处”，小军还是那句话“我没错，凭啥低头？”后来，全校师生站在操场听着对小军的处分。“日子一天天过去，大伙儿几乎淡忘了这事，小军却像个私人侦探，每天起得极早，埋伏在卯爷家附近，睁大眼睛。”后来终于找到了那几个捣乱的初中生，小军用事实洗刷了说不清的耻辱。
《一声不吭》则从另一角度揭示了老师对同学缺乏信任所造成的伤害和危害。小学生牛龙龙因拉肚子跑进了教师侧所，无意中发现了一团纸，原来是“六年级尖子班选拔考试语文试题”，他紧张的赶紧装进口袋，下课后交给教导处主任。严主任脸色难看，话语句句刺骨：在那捡的？你看了没有？告诉其他同学没有？你真的没看？牛龙几乎要诅咒发誓了：“我真的没看，谁哄你是小狗。我也没顾上让别人看。”但严主任就是不相信，一一调查了牛龙的同桌极其前后左右的人。她们满脸怀疑，用打量外星人的眼光一遍一遍打量着他。六年级尖子班选拔考试结束了，牛龙对过答案几乎没有失误，心情一下好起来。可发榜那天，却始终没有找到他自己的名字。最后，班主任惋惜的对他说：“我相信你没有看试卷。你这次考的特好，可你为啥不撕了捡来的那东西，一声不吭呢？”由于老师缺乏对学生的信任，不仅糟践了学生对老师的真诚和信任，剥夺了一个好学生进入尖子班学习的权利和机会，毁掉了一个好学生极其家长的梦想，甚至改变了一个学生的性格（从那件事发生之后，牛龙惯于沉默，一声不吭）。这种伤害和危害，何其大？而造成的原因，则是老师错误理解和使用了处理学生的“霸权”极其本身人格的缺失。从另一方面，作者还揭示了成人世界对儿童人格、精神的漠视这一残酷现象，读后让人发怵。
三、在 “以善为美”美学理想烛照下，鱼在洋以他十分熟悉的改革开放之初的商洛山区为背景，围绕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展开艺术创造，以儿童小说的形式反映了大主题。
鱼在洋小说展开的背景有两个特点，一是处于“秦岭皱折里”的地理自然环境，二是改革开放之初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在这种背景之下，鱼在洋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这条主线，展开艺术创造，从少年儿童生活世界中折射出时代前进的足音，反映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大主题。
曾获1983年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的小说《撵走的和撵不走的》，塑造了城里小学生“白玉”形象，她来到“我”的家乡万山沟走亲戚，给这个山沟带来了一场风波：她穿着裙子，村里人惊异“腿都露在外头”，而且骑在牛背上；她敢挤进村头大核桃树下那个乘凉、吃饭、交换新闻、“讲古经”的地方，大声讲书上写的童话故事，给村里小孩带来从未见过的《儿童文学》、《中学生》、《十万个为什么》、《外国童话选》等书籍；她甚至敢和男娃娃一起游泳，这在村里人看来简直是“开世界玩笑”，不成体统；她对七岁时父亲就给订下了媳妇的“我”很不理解，觉得上学“保险有出息”……就是这样一个给山沟带来现代生活方式和城市文明气息，带来科学思想和先进意识的城市女孩儿，被“太封建，啥都大惊小怪的”的万山沟里的人撵走了！给村里小孩儿留下无尽的遗憾。人是能“撵走的”，但盘踞人心的封建、落后和愚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却是“撵不走的”，万山沟里的小孩子们对现代文明的强烈渴望也是“撵不走的”，在这“撵走的”与“撵不走的”冲突中，读者感受到文明与愚昧的斗争是多么尖锐激烈！
《锅台前的木桩》、《石磨歌》等作品以沉重的笔调，对贫困山区里的封建传统和愚昧落后进行了有力的控诉。《锅台前的木桩》以奇妙的构思，揭示了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对农村妇女儿童的毒害。慧儿家的锅台前有一个“像雷电击死的火柴棒似的人”的木桩，这个木桩是由慧儿“爷爷的爷爷给奶奶的奶奶栽的”，作用“是专门给咱做饭的女人们预备的。年岁大了，坐久了，站不起来，好扶着它”。奶奶（甚至奶奶的奶奶）的一生都被栓在这根木桩上，最终奶奶死在锅台前，“奶奶的手紧紧地抓着那木桩”。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孙儿辈的慧儿身上。奶奶死后，有望考上“中技”（中等技术学校）的慧儿无奈的退学了，她要向“像奶奶那样，操持家务”，照顾整天下地干活的父亲、长年卧病在床的妈妈和上学的弟弟。喂鸡，喂猪，做饭，成为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坐在锅台前拉风箱，“拉”走了一天，又“拉”来了另一天。这种日子一直在延续着，“她想梦见学校，老师，同学，梦见书，可怎么也梦不见。梦见的竟全是木桩，各式各样的木桩，像一个一个硕大的钉子，统统钉在老大老大的像锅台似的东西上，她们的血流成了河。”慧儿看到这个木桩就害怕，做梦都在喊“快挖掉那根木桩”。挖掉木桩后，“慧儿浑身一下来劲儿了”。可是她还是一如既往坐在锅台前，重复着以前的日子，甚至比以前更适应，没有了反感之心。它“一手往灶里喂柴，一手拉风箱，不知是心里乐还是咋的，风箱今儿显得格外轻，真顺手，还挺有节奏。呼嗒呼嗒------像唱歌似的”。年岁逐增，在一次准备过年的繁忙、劳累时期，慧儿竟记起了那根木桩，叫爸爸把木桩找回来载上。“慧儿摸了摸木桩，感到舒服，可并不快乐”。慧儿完全屈服了那根曾让她发怵的木桩，屈服了落后山区那种浓重的封建思想给世世代代妇女所安排的生活和命运。那木桩，“用嘲笑过奶奶的奶奶，嘲笑过奶奶的冷冷的目光，又打量着慧儿。好像在说，怎么样，还是离不开我吧？” 作者以包含热泪的目光，投向令人悲叹、令人惋惜的慧儿这一类农村女孩儿，她们如花的生命，竟然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枯萎于世代沿续的愚昧传统；作者又以愤怒的声音，控诉封建思想及其愚昧传统的罪恶，竟然在新时代的山区农村还能顽固存在，残害着少年儿童！
尽管落后愚昧的封建残余在生活中那么顽固的存在着，但历史前进的步伐谁也无法阻挡。在这个伟大进程中，最关键的是人的自觉。小说《火祭》中“我”的爷爷，就是这样一位十分难得的在痛苦中自我觉醒的典型代表。爷爷承载着祖辈创下的“商山草鞋王”的名望，对祖辈留下的编制草鞋的工具和技艺，使用起来也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简直是在作艺术表演：“长长的板凳，香木做的板凳，磨得油光油光，起明发亮的板凳，好象将军骑在枣儿红马上。板凳的一头竖起七根齿的鞋耙儿，这玩意也特别，像是铁打的，却是木头的；说是木头的，刀斧都砍不动。上头刻的龙呀凤呀，还清清楚楚。几股措得精细的龙须草绳儿，挂在鞋耙上，拉过来，用细棍勾在爷爷腰里缠着的绳儿上。爷爷的手像织布的梭子，上下翻飞，麻利的编着草鞋。爷爷不象爷爷，真像个织绸绣花的巧手姑娘”。这种“老先人留下的”技艺，爷爷曾视为“金不换，传家宝，我死了，死了也要传下去”。可是爸爸不仅没学这种祖传技艺，而且让“我”也不学。他办了鞋厂，研制出防脚臭、防脚汗、防脚气的“三防”解放鞋，他还要用这种鞋取代爷爷编制的草鞋，爷爷难以接受。可草鞋买不出去了，爷爷不死心，自己背了几十双鞋进了集市，“好象从另一个世界来的，眼花缭乱，分不清东南西北”。他低头打量着人们脚上的鞋：“皮鞋，贼亮贼亮的，猪皮的，牛皮的，尖头的，圆头的，高根的，红的，白的，黑的。胶底的，塑料底的，高沿的，低沿的······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就是没有一双龙须草鞋。”爷爷在集市上遇到的另一个买狗娃哨的老人，也是同样的遭遇，“老年间，咱东龙山‘狗娃哨王’的名字谁不晓得，买个哨儿还要求咱呢。可现今，世事变了·····人家有电动的，啥洋把戏的玩具，能在地上自各儿跑，能在空中呜呜飞。咱红胶泥烧下的完了” 。爷爷终于相信，终于下定了决心，背着草鞋和鞋具，在祖坟前焚烧。作品中不断重复的爷爷的自语：“周家的先人，我对不起你们呀，让这编草鞋的手艺眼看失传”，揭示了丢掉传统的无奈和痛苦。但是，事实最终使爷爷清醒，“先人们，我寻思，咱的东西太古旧了，一股脑儿老样儿，得好好变一变了。反正我不甘心，非创出一门绝活儿来不可，你们等着吧？！”爷爷的这段话，宣告了传统守旧时代的结束，也透露出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给偏远山区带来的灿烂曙光。作为孙儿的“我”，见证了以“爷爷”为典型的一代人的觉醒，也见证了以“商州”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的进步。
（作者为商洛学院语言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