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华/文
在陕军文坛上，孙见喜被誉为“商洛作家群的军师”，但在六十花甲的年龄，不做军师，选择自己打天下，并一炮打红，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山匪》。我认为，《山匪》的成功，除了作者对文艺事业的爱好与坚持外，与作者多年来所积累的小说创作理论经验和生活体验是分不开的，是作者小说理论与感情积淀在创作上的成功实践。这种实践在作者的叙事艺术中尤其鲜明。
一、历史记忆和家族记忆的巧妙整合
《山匪》叙事的成功之处在作者对题材的处理上，作者选择匪类题材，对于久已厌倦阅读书写当下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的读者群来说，确实耳目一新。但《山匪》决不是一部以传奇土匪的血腥暴力来吸引读者眼球的简单影视剧打斗情节的炮制，也不是只将特定时代的匪性呈现出来引起世人好奇的作品，作者将特定时代历史与家族历史巧妙整合，既全面而真实的再现了一个动乱的历史的概貌，又从更深层次上对特定时代的匪与民这一特殊的历史存在现状做出独特的反思。
《山匪》真实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陕西东秦岭商县地区社会战乱、山匪横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生活处境。作者将写作视点对准形形色色的匪，将山匪面目真实化、形象化、逼真化。首先作者依据历史史实，全面书写了当时活跃在此地区形形色色的匪类。《山匪》与以往描写匪类题材的作品相比，它的刻画是最全面的，有军匪、孝匪、儒匪、逛山、土匪和草寇。“江湖会头目姚世兴接管商县政权后正在组建城防护卫队时，西安省军政府大统领张凤翙派部属刘纲才率两营步兵进驻县城，从江湖会手中抢走政权，江湖会被解散，姚世兴、陈贵生逃亡，陈贵生逃入秦楚交界的漫川关一带拉杆子割据一方，他的侉娃子于广德拧身投靠刘纲才，成为后来的老连长。而姚世兴率十三香把子入了南山盘踞红岩寺被人称为南山罩。再加上从河南过来的白（狼）朗和后来新生的土匪唐靖儿、固士珍、白脸娃娃、支麻子、曹鸡眼以及靠邪术蛊惑人心的毛老道，还不算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这一切势力不管打着什么旗号，“革命”、“剿匪”、“复清”还是“护烟”，其实都要从老百姓身上挖一耙子哩，都是山匪。” ［1］
对匪的书写，一定意义上就是对史的书写。“在那样一个战乱年代，中国南北的大军阀在为国柄而剧烈争夺，社会精英都在中心城市搞各类革命、各种主义，中小城市也任由各类大小军事实力人物称王称霸，”。［2］陕西东秦岭商县地区，因有秦岭横亘，土匪横行，各霸一方，匪是特定时代历史的真实存在。《山匪》细致入微地还原了特定时期匪患横行的历史，“使人联想中国小说讲史的特征” ［3］24 ，从这个意义上说，《山匪》具有“史”的价值。但是如果只纯粹书写各种匪类事件，小说就会变成历史教科书，而缺少艺术的审美价值。沈从文说，小说就是对人和事的巧妙组合。孙见喜深知这一点，将特定时代历史与家族历史巧妙整合，使作品获得史以外丰富的艺术内涵。
孙见喜生长的家庭环境有一定的传奇性。孙老者家族的原形一定意义上就是孙见喜的祖辈。这个庞大家族一定意义上就是特定时代历史的见证。作者家族传奇经历是无比丰富的写作素材。作者家族庞大枝蔓颇多，在当时极具代表性，其成员的生活经历丰富，有县衙差役，有村里“合事”老，有在旧军队吃粮的，有大偷和吃鸦片烟的，还有土匪和乡村医生，基本上代表了那个时代所有职业经历，包含着极为广阔的社会阅历，牵扯着无比丰富的社会事件。作者已具有的先天的故事素材，这就如同中国话本小说的形成，作者在具有了丰富的素材和故事后进行艺术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体现在作者不是对故事进行简单复制，而集中体现了作者架构长篇小说的艺术魄力。优秀作家在史的记忆背后他会展示更多史以外关乎生命，人类生存的普遍意义的个人思考。作者巧妙地将家族记忆融入到“史”的发展过程中，思考这个庞大家族在历经战乱残酷、生存苦难，生命悲剧这些时代的患难后，活着的人仍然有坚韧的生活态度，作者以历史后代俯视的眼光，围绕以匪为代表的恶的力量与以民为代表的善的力量的较量，作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反思在动乱年代，支撑民众生存的精神支柱。
“《山匪》的故事是在两种人文层面上展开的:一是独特地域背景下的山林文化，二是独特时代背最下的村社体系，正是这两种人文力量的支撑，才使得我们的民间社会没有停止运转，村社没有崩溃，宗族还在延续。”［４］所以说作者选择了匪类题材，但又不是单纯写匪，而在匪之外，融入自己家族几代人的生存哲学，比较成功地体现了自己的创作意图。这也是众多评论者将这部作品定位为史诗的主要方面。
不足的是，作者拘囿于自己的家族记忆，在匪与民关系的深层探索方面有些欠缺。由民转变成匪，唐靖儿、固士珍之流就是典型，但匪一定意义上也可变成民，站在历史俯视者的角度，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作者如能在更大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展示这一匪民关系并进而挖掘民众普遍的生存态度和民众意识的觉醒，其“史”的价值更大。好的文学作品要表现和探索的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镢头老三弃镢头不干而要上山当土匪，确有其思考的价值，那就是在动乱时代，农民的出路到底在哪儿，当土匪作司令然后为害一方，这不是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所以镢头老三要上山当土匪事件的戏剧性价值大于事件本身的思想价值。
二、讲史与传奇的巧妙融合
《山匪》叙事的看点在情节上的表现上，主要继承传统叙事小说的特征，既突出“讲史”的历史真实性，又注重“传奇”的艺术虚构性。讲史，主要以描写历史事件的演变为主，“主要事件和人物基本依据历史事实”。［5］１２４《山匪》中描写的土匪头子唐靖儿，毛老道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唐司令血洗商县城也是历史事实，作者怎样将历史还原到作品中，就是构思的一大难题。中国传统的话本小说，情节结构发展上，以事件为中心，突出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山匪》在情节设置上是一个突破，不突出重大事件，而着力突出人物，由人物引出故事，历史事件不作为背景，而成为故事的有力推动因素，成为小说情节的一部分。这样，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历史也就真实地再现出来。小说一开始就将读者带进传奇的、扑朔迷离的故事中，“这女人的一泡尿惹出了两条人命”，作者由这个远近闻名的俏媳妇引出了在州川颇有名望的孙老者，以及对十八娃垂涎三尺的商县城的城防总管老连长于广德。从而拉开了以匪为代表的恶的力量与以民为代表的善的力量的较量。奸猾刁诈又贪婪好色的老连长；落草为寇要打自己的天下的唐靖儿；投奔唐靖儿，有复仇野心的逛山娃子固士珍；叛主投敌，心狠手辣的海鱼儿，成为匪的势力，威胁压迫民众。德高望重的孙老者、经天纬地的陈八卦、以及孙老者的经营染坊的大儿子承礼、兴义学二儿子孙校长取仁、躬耕农田的镢头老三兴让、在老连长麾下吃粮的并为城捐躯的四儿子孙团长文谦，还有孙家五个媳妇等等各色人物，他们是传统村社文化的代表 ，是善的力量，秉承耕读的遗风，扶贫济困，积福行善，然而结尾时孙家只剩下五个媳妇和三个幼子，唯一剩下的儿子还要当土匪。《山匪》以这两股力量的较量作为情节发展的动力，“勾画了战乱商州的清明上河图”。
传奇则以塑造传奇式的人物为重点，“主要突出人物和事件的虚构性”。［6］125《山匪》在章目标识上以地方名为纲，实质在叙事过程中以人为纲。《山匪》中的孙老者一家，十八娃，就是作者艺术虚构的人物。在情节演进中，作者尤其强调故事的传奇性，强调故事与故事的连环性。本书从头到尾都将读者置于传奇的故事中。“这女人的一泡尿惹出了两条人命”，“承礼的人头不见了”、“十八寡妇祭太岁”、“唐靖儿指认锁匠县长”、“孙校长人头被割走，他穿戴整齐四肢并拢躺在沙滩上”、“老连长被人剁了”，这些传奇性的故事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歌德说过：“艺术的真正生命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7］367偶然性事件会给故事带来陌生化的效果，从而加强了作品的可读性。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透过传奇所表达的思想却是指向现实的。文中贯穿始终的在当地颇有声望的孙老者一家一个老者，四个儿子，耕读传家，与人为善，到最后却只剩老实巴交的镢头老三和五个媳妇。因此，本书在情节及结构的演绎上实现了三层叙述，传奇故事为表，故事之外是史的演绎，史而外是深层的文化思考。从情节叙事的角度，可以看出作者有极强的建构长篇小说的艺术魄力。
三、暴力欲望与仁善品质的对抗
叙事小说离不开人物，《山匪》叙事的亮点就在于对人物塑造。作品集中刻画了两组人物，一组是不同类型的匪，一组是芸芸众生，代表民的力量。作者写出了匪的残暴、狠毒、狡诈多疑。具体而言，两个人物最为鲜明，一个是打着政府旗号的军匪老连长，一个是行走背着母亲牌位的山匪唐靖儿。一个借助政治的庇护，搜刮民脂，危害一方；一个来自民间的土匪逛山，占山为王，危害百姓。但同时这两个人物又具有丰富而鲜明的个性。老连长是商县城的城防总管，政治目标是盘踞商县，保存利益，所以在与各类政府军阀的斡旋中，左右摇摆，集中表现了精明奸诈的匪性。对于威胁自己利益的逛山土匪，也能狠命打击。但同时依靠强大的军事武装，鱼肉百姓，残害一方，体现出匪性贪婪好色。作品通过一个典型的情节，记叙老连长为了霸占十八娃，竟设计陷害十八娃的丈夫，且将罪过怪罪到莫须有的太岁爷身上，集中体现出于广德生性狡诈。
唐靖儿在商洛历史上确有其人，对这样一个土匪头子作者也刻画得非常形象。打着“除霸、保民、杀狗官”的旗号，上山为匪。想靠一杆烟枪打天下，活脱脱一个绿林莽汉的气质，在他身上，有残暴的匪性，集中体现在血洗商县城中对生命的暴力残害；这个人物又是复杂的，举手行走都背着母亲的牌位，也在荒春上开仓放粮，又不是一般的莽汉；在他身上最具个性的特征是其作为山民的保守、狭隘和小农思想，这主要通过与其老舅家孙老者的交往体现出来。不听老舅劝说走正经道路，反与其生出怨恨报复之心，舅舅孙法海被毛老道掳去后他派人救回，却对其大加耍弄以解其先前受屈之恨；舅舅死了，以外甥身份惩罚孙家遗孀，显示自己对老舅的在乎，这一切，都表现出此人深受封建文化遗毒的影响。
唐靖儿，一个贫苦的庄稼汉子，却也成长为称霸一方的土匪头子，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写出了暴力的成长过程。第九章血洗商县城唐司令任命朱锁匠为县长一节就道出拥有暴力就拥有无限的权力。而正是暴力欲望的无限蔓延导致山匪横行。商山乱世，匪性暴力的存在，也就成为民众生存的最大威胁。作者对形形色色的匪的刻画，通过对不同人物残暴匪性的揭示，就是对特定历史下民生艰难的真实记叙。在《山匪》中，底层民众既受山匪的威胁和压迫，又在匪兵乱世中坚持抗争，而这种抗争的力量，在作品中，是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塑造来完成的。
在《山匪》，孙老者就是底层民众的代表。孙老者的典型性体现在作者完全把握了人物塑造的真实性原则。首先，这个人物符合特定地域下特定历史的真实。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部动乱的历史，本质意义上就是匪与民的对抗。这种对抗，反映在文学史上，主要通过塑造众多年轻有觉悟的革命者作为民的代言人。但在《山匪》中，民的代言人不是由一群年轻的革命者充当，而是由一群以孙老者为首的文化程度不高但德行很高的老者担当，这符合特定地域下特定历史的真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州的动荡中，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似的混乱中，只有儒家所代表的道德力量才是当时社会和民间的伦理基础，是民生的主要依靠。” ［8］24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而言，商洛地区，属化外之地，民主科学的现代理性文化很少渗入，维持整个村庄的依然是传统的民间文化和村社文化，所以孙老者就是特定地域下村社文化的代言人。其次作为村社文化的代言人，孙老者在与种种匪的对抗中，在自己的三个亲生儿子因匪的存在而丧失生命时，在匪兵横行的年代，如何更大范围的保护村社中民的生存，如何更好的组织好家庭和谐等重大事件面前，作者都非常真实详细的刻画了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宽厚待人，与人为善，厚德广济而成为一乡老者。
在孙老者这个人物塑造上，集中体现了他性格中的善与仁。这一方面与作者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他抗拒暴力的一个法宝。这个人物集传统儒家的仁义德善与一身，对于当下所倡导的传统文化的复归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小说新的叙事元素的介入
一般小说的叙事三要素包括人物、环境、情节，但在《山匪》中，民俗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不仅篇幅中的文字比例大大超过了一般以描写地域内容为主的小说，而且在地域风俗民情的描写的过程中，渗入作者独特的个性思考。
“作者详细介绍了商洛传统地方民俗，如婚丧、巫觋、风水、节庆、礼仪、村社乡规、宗教活动等；传统的民间工艺，如农家纺织、染坊、油坊、扁担制作等；特有的商洛民间艺术形式，臭臭花鼓的演唱实况以及丰富的花鼓唱词；与商洛地域密切相关劳动生活方式，如挑贩贸易、码头帮会活动等。”［9］25小说新的叙事元素的介入，从文体形式的角度而言，文无定法，周作人在《文章的放荡》一文中指出，“文章须放荡”，［10］147文法越自由越好，关键在于作者是否有一个涤荡灵魂的主题。
地方民俗在小说中的大段插入，一定意义上从民间文化的角度帮助读者更深入的理解作品的主题。民间文化，主要指中国农民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所积淀的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态度。商洛地区，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而言，维系整个村庄的文化依然是传统的民间文化和村社文化。对民众思想的教导，不仅仅是靠现代的理性说教引导民众，而是靠长期以来自觉形成的传统道德力量仁义孝礼耕读传家来教化民众。民俗，一定意义上是特定地域特定时代下人民生存现状的真实而普遍的记录，是特定地域特定时代下民间文化的一种形象记录，民俗的背后，记录着特定时代下人民的情感追求和生命信仰。山地人民的勤劳善良，勤俭节约，和气生财，重礼扬孝的处世哲学深深的渗透到民俗中。作品中，大量的民俗描写，一定意义是作者的民间本土文化情结和价值取向在文本中的渗透。
注释：
［1］邰科祥.乱世的悲歌 商州的绝唱[OL]. http://jsy.slsz.com/.2006-4-3
［2］孙见喜. 《山匪》的浓汤与烤红薯.文化艺术报记者刘勇专访孙见喜[N].文化艺术报综合版.文化广角. 2006-04-01(5)
［3］雷 达.复活那一段神奇的民生[J].商洛学院学报,2006,20(3):24.
［4］孙见喜.在《山匪》商州首发式上的讲话【OL】. http://jsy.slsz.com/.2006-1-13
［5］郑振铎.插图版中国文学史[M].北京出版社,1999.
［6］孙见喜.《山匪》【M】. 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7］歌德.歌德谈话录【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8］雷达.复活那一段神奇的民生 .商洛学院学报.【J】2006年第3期
［9］费秉勋.《山匪》是不会被历史和时间忘记的.商洛学院学报.【J】2006年第3期
［10］周作人.文章的放荡.周作人代表作【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9
（作者为商洛学院语言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原文刊于商洛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