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华/文

 

1984年，贾平凹发表了一组关于商州地理、风俗、民情的散文化小说，结集出版为《商州初录》，《商州初录》不仅以其独特的笔记体小说体例引起评论界的反响，尤为重要的是贾平凹在这短短的十四篇小文中，展示了商洛山地独特的山川地理、民间掌故、风物民情，以及山民特有的生存方式和人情人性，营造出一个特别具有诗意美感的艺术世界。《商州初录》的成功，使贾平凹认真思考地域文化和文学的关系，贾平凹认为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地方文化也可彰显创作者的个人风格。贾平凹在写作的同时，身体力行，深入商洛六县一区实地考察，相继写出了《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天狗》《商州》等一系列作品。贾平凹如同一名出色的导游，在这些具有浓厚地域文化风情的故事中，注入了一个地方特有的山川地理风情和民情世相。正是因为贾平凹对地域文化的关注，贾的写作表现出对当时反思文学的反拨，暗合了“寻根文学”的思潮，贾氏作品中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不仅为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带来巨大的声誉，也使世人开始瞩目商山洛水这独特的山区文化，以及地方文化与作家创作的姻缘。

就在秦岭南麓陕西南隅这块地方，在贾平凹的创作被世人瞩目的同时，人们发现，受这一独特地域影响的，不仅产生了著名作家贾平凹，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屈超耘、张中山、李文举等作家就在全国杂文类创作中获有大奖；随后成名的京夫就以深厚蕴藉的《八里情仇》成为陕军东征代表作家；在贾平凹的影响下，方英文、孙见喜、鱼在洋等作家在小说领域；陈彦、何丹萌、田井制、冀福记、刘安民、陈正庆、郝忠峰、吴全喜等作家在剧作方面；慧纬、远洲、南书堂等在诗歌方面；芦芙荭、陈毓、陈敏等在小小说方面都取得了全国性的影响，这些作家云集老中青三代、贯穿了1949年建国至今商洛文学创作的全过程。一方山水养育一地方人，商洛作家群，这一以地方文化为纽带的作家群体的创作逐渐受到评论界的关注和瞩目。

早在1991年，原商洛师专中文系成立了贾平凹研究小组。1994年，太白出版社推出了王永生等合著的研究成果《贾平凹的语言世界》^[1]。2001年，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了邰科祥著《贾平凹的心阈世界》^[2]。2004年，商洛学院贾平凹暨商洛文化研究所正式成立，开始对商洛作家群体集中关注，并进行整体性和基础性研究。研究所主要研究人员利用假期，开展商洛地域文化采风调研，并对商洛籍作家的成长生活的故乡、工作单位以及见证他们成长发展的亲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座谈，取得大量一手资料。2005年，由邰科祥、黄元英等人研究创作并出版的《当代商洛作家群论》^[3]受到了省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好评。《当代商洛作家群论》是关于商洛作家群的基础性研究项目，既探究了商洛作家群体产生的地域文化渊源，又有关于作家个体的总体评述和作品分析。著名学者李星认为此书的价值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提供了以前为人们所鲜知的关于贾平凹与其他商洛作家成长期间以及他们之间关系往来的生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线索；其次，群论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提出了撰写者自己的独立见解。如用“以实写虚”来概括贾平凹的写作思路，言简意赅；用“卧谈风韵”来命名方英文散文写作的姿态，生动而形象；用“以善为美”概括鱼在洋儿童小说的题旨；用“老成务实”来形容京夫的文章风格，都是十分精当，知人论文的判断。此书不仅开创了省内小区域作家研究的先河，而且在资料的占有和提供方面对于贾平凹及商洛作家群的研究具有特别意义，对商洛文化特质的把握和商洛籍作家的评价方面都有可为研究者借鉴的地方。

关于商洛作家群体研究，大多数研究者将目光放在商洛作家特别是贾平凹创作的地域文化渊源探索方面。比如省内研究者侧重将贾平凹和路遥、陈忠实进行比较分析，探索因自然地理分野而导致的创作风格差异。梁颖的《自然地理分野与精神气候差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比较论之一》^[4]，就从地域文化批评的视野说明，不同的地理版块，形成不同的文学地理风貌，自然地理的分野，造成文学风格的异同。比如陕北的黄土高原，连绵起伏，给人以粗犷古拙之感，是路遥作品刚硬风格的基础；褐黄凝重的关中平原，儒性平稳的关中文化是陈忠实作品厚重凝滞风格的源头；商州属长江水系下的南方文化圈，因此商州人更多南人的阴柔之气，这样的群体性格特质，折射到贾平凹身上，便是他比较擅长、也更有兴趣书写一己的喜怒哀乐，艺术感觉细腻生动，情感丰富柔婉，属主观型、表现型。但同时，贾平凹性格中厚道实在的一面，与悠远的秦汉文化的熏陶分不开的，表现在作品中，可能会使其作品多一些写实的意味。孙郁先生在《贾平凹的道行》中谈到：“不能从乡土世界飞腾出来, 有时还趴在地下, 灵动的传神的语境未能得到开掘”^[5]。到后期，贾平凹更多倾向憨拙大气，早期作品里的灵秀细腻被作者滤去，追求“汉唐气象”和浑然天成，这与他在关中长期生活，受汉唐文学艺术精神浸润与启发有关。

有研究者结合文本分析贾氏文学作品的地域民俗学价值，孙新峰《贾平凹作品商州民间文化透视》^[6]透过贾氏的小说创作，探源商州的饮食文化、婚俗文化、民间生产文化、鬼神文化、土匪文化和狼文化，说明文学作品渗透地域民俗也可彰显文学创作的地域风格。有论者从秦汉文化对贾氏创作的影响进行分析，刘宁的《忧患、巫术与魅性审美——贾平凹与秦汉文化初探》《民间鬼神信仰与贾平凹的魅性审美》^[7]等文章，指出贾氏文学创作受“雄而有韵，秀而有骨”的秦楚文化影响（巫楚文化有强烈的鬼神崇拜之风），因而形成独特的文学审美特点。楚文化中的崇巫尚鬼之风，表现在民间，便是这里迷信鬼神之风甚炽，人们普遍相信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感应，神秘文化盛行。这种民间风习为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题材来源，贾平凹的思维方式也有这种特色，这使他对蒲松龄“谈狐说鬼”类故事容易产生情感契合，并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文本中一再描写各种超自然现象，使文本极具神秘色彩和诡魅格调。还有论者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对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孙郁的《汪曾祺与贾平凹》，赵学勇《人与文化：“乡下人”的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比较论》^[8]，李咏吟《贾平凹和莫言的原始故乡》^[9]，在乡土小说发展的长河中，比较不同时代的作家，从独具特色的地域出发，开拓出具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湘西世界”“商州世界”“高密东北乡”，不同的地域文化因素，彰显了小说的不同风格。

论者大多以贾平凹的创作为例，对商洛其他作家涉及较少，但也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个作家以其地方的民俗和风俗作为创作的主要素材，文化影响着作者的创作，贾氏因其早期作品中浓郁的地域民俗因素，因而成为当代文学史上和汪曾祺齐名的风俗小说家。钟灵毓秀的商洛山地文化，“雄而有韵，秀而有骨”的秦楚文化交融，悠远多彩的商於古道，以及散落民间、独具魅力的商洛民俗和民间小调，商洛文化的丰富多彩、神秘传奇被贾氏如数家珍的描绘他所建构的文学画布上。作家的创作又从一定程度上彰显地方文化。文化影响作家创作，作家彰显地域文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这在贾平凹的写作过程中尤为鲜明。不仅如此，地域文化成为作家创作源源不断的创作来源，因而构筑起以故乡为基础的文学世界，是优秀作家比如鲁迅、沈从文、莫言、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众多大师的共同道路。

本人认为，地域文化视野下的贾平凹研究资料虽多，也存在缺失。多数论者比较重视贾平凹的“商州”文化背景，而忽视贾平凹的“西安”文化背景。多数论者通过贾氏的小说创作探究贾平凹的地域文化渊源，忽视了贾平凹的散文创作和书法绘画创作与地域文化的因缘。现有研究资料侧重从贾氏的文学作品中探究贾氏文学创作的地域文化因素，但是如果不从贾平凹文学创作的观念中去探究贾氏对地域文化的认识，对贾平凹创作做地域文化方面的研究就是不全面的。贾氏的文学艺术创作经历了一个从“商州”到“西安”的文学创作过程。研究贾氏创作的地域文化因素，不仅仅指其文学创作的基础——商洛，还包括其长期居住地——西安。早期的商州生活，是其艺术禀赋、个人性格的生成之地，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生命情愫，源自少年生活经历的无意识的情感经验，成为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原始故乡。贾氏艺术经验的获得、艺术意识的形成，生活和阅历的增长，对社会和人生的判断和认识，都是在四十年的西安生活经验中完成的^[10]。地域文化视野下的贾平凹研究，就是基于商洛与西安两个地域空间，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贾平凹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地域文化”，涵盖了“商州”和“长安”两个地理名词背后的地理、历史、文化意义及价值。

地域文化研究之外，作为商洛作家群的盟主，学术界对贾平凹创作的研究从贾平凹创作伊始就持续不断，研究领域涉及面广泛，且有交叉研究的倾向。文本研究在每一新书出来，就会形成一个高潮。而且高校硕博士的毕业论文也多以贾平凹的文学创作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员的增多也使得贾平凹研究领域开拓，范围广博。不仅涉及到文本的文学性研究，也有相对成熟的关于作者的研究以及读者对作品接受的相关研究。除此而外，与贾平凹创作相关的审美文化和社会学的研究也相对成熟。作品的影响力总是和读者以及研究者对其作品的关注是联系在一起的。贾平凹作为从商洛走出的作家，在全国和世界范围里都获得了很高的认可，贾平凹本身就已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对与其相关的各类文体和艺术的创作研究相对来说，都已成熟。

除贾平凹而外的其他商洛籍作家，在贾平凹的直接影响之下，其创作在近几年都获得了很高的成就。比如小说作者方英文，孙见喜和京夫，近几年都有较大影响的新作出现，而每一新作出炉，都会有相关的文学创作研讨会伴随。比如，2007年孙见喜的长篇小说《山匪》初版，随即就有作者和陕西各界文学评论者在商洛学院组织的《山匪》研讨会竞相发言，从不同角度对作者新作展开研讨。2008年在西安工业学院组织的方英文新作《后花园》研讨会。研讨会是作者和评论者的双向有益的互动。通过作者和评论者的双向交流和讨论，不但使作者获得了创作上的有益的借鉴，而且也利于学术的沟通和交流。每一新作问世，就会有相应的文学评论文章在各大报刊杂志出现。比如，《山匪》和《后花园》评论小辑在《商洛学院学报》和《小说评论》杂志上各有一期，这是比较集中的评论文章，而且内容大都是从文本出发，主要是对文本作出文学性的评价为主，涉及的评论者范围也大都是在陕西这一文学圈中。比如商洛学院郭三科老师的《平民的文学视角，深切的人文关怀----京夫小说创作述评》，就是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两个方面对京夫小说创作进行文学的评价；邢小利的《“废品天才的”悲凉哀歌》也是对方英文小说《落红》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总结。对方英文近作《后花园》的评价也是从文本分析出发，比如黄元英的《永远的寻梦之旅----简析<后花园>》，周燕芬的《方英文写作的轻与重---<落红>与<后花园>解读》。周燕芬的文章把方英文放在陕西文学的版图之内，说明陕西文学务实厚重，反衬出方英文创作的浪漫轻盈，《落红》重对现实的反叛与解构，《后花园》重对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寻求和构建^[11]。这些观点，也都是从作品本身出发，基本都未超出文本分析的范畴。对于孙见喜的创作分析，邰科祥的《孙见喜创作特色概论》也是对作者创作风格的一种艺术的概括和归纳。由此可见，对于这些在小说创作上略有成就的作者创作，评论者关注范围尚且狭窄，大多只是在陕西文人评论领域，而且，评论对象只关注文本的文学评价，而缺少对作品其他比如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生态价值的关注。可喜的是，《当代文坛》发表的雷鸣对京夫新作《鹿鸣》的一篇生态批评文章——《京夫<鹿鸣>的生态批评解读》，程华的《商洛花鼓山歌电视剧<天狗>的生态文化价值》，尤为可贵。评论带动创作，评论稍显滞后，这是除贾平凹之外其他商洛作家群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商洛作家作品的整体研究，除小说领域而外，近几年，戏剧和小小说呈现旺盛的创作势头。陈彦近些年在地方戏剧的创作上获得了非常成就。《迟开的玫瑰》连获中国第六届艺术节大奖，全国第七届“五个一工程奖”，第九届“文华奖”和“曹禺戏剧文学奖”。持续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批评的发展。王敏玲的《陈彦和他的艺术创作道路》主要分析评价了陈彦文艺创作的过程，商洛学院学报分别在2005年和2011年做了一期关于陈彦剧作《迟开的玫瑰》和《西京故事》的研究笔谈，对于扩大陈彦剧作的影响具有一定作用，这些笔谈文章都从不同程度肯定了陈彦剧作的艺术价值，而且对陈彦创作对地方戏曲艺术的继承和保护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同时我们不难看到，关于戏曲研究的领域还将有待开拓，批评一定意义上还是滞后于创作。比如，近几年，商洛市政府和商州区政府支持并投资开发的一系列关于商洛地方花鼓的戏曲《月亮光光》《月亮河》《商洛花鼓山歌电视剧天狗》，虽然在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月亮光光》还获得过全国性大奖，但是在戏曲戏剧以及地方剧的研究和学术分析方面还少有作品出现。研究滞后于创作，不利于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在小小说和诗歌领域，创作劲头旺盛，但研究和批评领域却是一片空白。近几年，商洛籍诗人南书堂、慧纬、远洲等在全国的各大重头刊物上发表诗歌无数，且有诗集初版，但关注者寥寥。小小说作者陈敏、陈毓屡次在各类诸如全国性的小小说比赛中屡获大奖，但是可惜的是，很少有这类评论文章出现。近几年，可以说，在小小说和诗歌的研究领域绝少文章出现。创作和批评的良性互动，才能带动作家群体更好的创作。

商洛作家群创作在体裁的占有方面是全面的，且有较好的创作势头，比如近一两年出现较旺盛创作能力的散文写作者李育善、刘少鸿，鱼在洋等。刘少鸿的散文被包括《散文·海外版》在内的高层次散文报刊刊发或转载，出版了散文集《人迹板桥》《醉柳轩随笔》。李育善在创作中深得贾平凹大散文的理念而具有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其散文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等转摘，出版了《李育善散文集》和《山里的事》两本集子，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地方性。商洛作家群们不断以其旺盛的创作欲望在陕西乃至全国制造着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商洛籍的本土作家，评论界关注不够，没能形成良好的创作和批评互动的现状。通过对商洛作家群的跟踪阅读和了解，个人认为，商洛作家群创作和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

1.整个商洛地区爱好文学的人特别多，浓厚的文学氛围造就了商洛作家群的浩大声势。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特别是现在，50、6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商洛独占鳌头，“80后”作家还是很缺乏，商洛作家群似乎面临着断代倾向。如何将商洛作家创作和商洛作家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2.通过对具有个例的商洛作家诸如陈敏、南书堂和李育善作品的集中阅读。论者发现，当下商洛本土作家在创作思想和具体手法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商洛本土作家怎样能够创作更好的作品，除了具有持续不断的创作精神而外，持续不断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商洛本土作家要走出商洛，还需要克服来自自身和环境等的重重拘囿，诸如对本地方地域文化的关注不够，作品不易彰显特色。

3.在对商洛作家群的整体研究中，发现作家之间的帮带和带动的作用非常强大。诸如，贾平凹在创作观念等方面对孙见喜和李育善等的影响，陈彦戏剧结构对冯国喜戏剧创作的影响等。由此看来，一个地方文学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优秀的文学和文化资源的影响和带动，如能通过商洛地方作家的研究，通过商洛的文化名人，带动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和文学普及，那是更好不过了。

 

参考文献：

[1]王永生等.贾平凹的语言世界[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

[2]邰科祥. 贾平凹的心阈世界[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

[3]邰科祥、黄元英等.当代商洛作家群论[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4]梁颖.自然地理分野与精神气候差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比较论之一[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5]孙郁.汪曾祺与贾平凹[J].书城，2011（3）.

[6]孙新峰.贾平凹作品商州民间文化透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

[7]刘宁.忧患、巫术与魅性审美——贾平凹与秦汉文化初探[J].兰州学刊，2010（9）.

[8]赵学勇.人与文化：“乡下人”的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比较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3）.

[9]李咏吟.贾平凹和莫言的原始故乡[J].小说评论，1995（3）.

[10]程华.商州情结 长安气质——贾平凹从商州到西安的文学创作[J].商洛学院学报，2014（3）.

[11]周燕芬.方英文写作的轻与重——《落红》与《后花园》解读.商洛学院学报，2009（5）.

 

（作者为商洛学院副教授）